编者按：8月7日，东湖高新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党课暨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在光谷公共服务中心举行，武汉光电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副院长韩道作为科技创新的典型代表，分享了自己入党10年、从事科技服务行业7年的心路历程。韩道大学时期就立志“科学报国”，毕业后果断放弃回深圳当企业高管的机会，选择留在武汉光电工研院，带领团队两三人探路科技成果转化，历经困难与坎坷，先后推动高校科研成果“三权下放”，通过提供专业科技服务助力一系列“卡脖子”技术成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扶植了一批高科技企业迅速成长壮大。

韩道并没预料到，绘制一张完整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优化图”，竟是如此繁琐的“苦差”——这是2013年初，而这一年于他而言，注定是奔忙且不寻常的。

这是武汉光电工业技术研究院的“初生之年”——依托一所理工见长的知名高校、凭借几位“前科研工作者”，怀着热忱、敏锐和隐而不宣的情怀，这个新型科技协同服务平台于2012年初获批成立，当年10月12日正式挂牌——而这一天也就成了大学老师韩道的正式“身份转换日”。 博士毕业留校两年，离开实验室，放下熟悉的显微镜和培养皿，还来不及掸尽三尺讲台上的粉笔灰，便匆匆踏上崭新赛道。从华中科技大学老师，到武汉光电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从学术科研到“成果转化”，前路阔朗，却人迹寥寥，“拓荒”的兴奋感与陌生感并驾齐驱——而此番境遇不仅是个体的，更是行业的，甚至极具代际特性的。

1  “成果转化？”

“科技成果转化”，在五年前还是个拗口而陌生的概念——不仅在大众认知与公共话语中寂寂无声，甚至对于许多科研工作者而言，这个语汇也是割裂而遥远的。不解是直观而显见的——韩道的家人频频追问：“大学老师当得好好的，搞什么企业？做什么转化？”而教授们对此也是疑虑重重：“成果的所有权及使用权何属？程序是否繁琐？”而“书斋”与“产业”之间到底有多远，“探路者”甚少，韩道与他的团队“硬着头皮、溯源摸索”。

彼时，科研成果转化项目如超过500万需向教育部申报，而若超过800万则需教育部与财政部批示。而对于深耕“成果转化”这一产业服务领域的光电工研院而言，频频申报意味着要将极大精力投入到重复性工作之中，领先的科技成果也极有可能“胎死腹中”——推动程序简化无疑是当下的燃眉之急。

事实上，高校科研成果的“三权下放”（即处置权、审批权和收益权），在细节和实践上依旧疑题重重。对于韩道和团队成员来说，这个关键性问题自然成了“拓荒首役”。

两三个人，500多个日夜，摸透17则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让一张“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优化图”羽翼渐丰，难度堪比一场复杂实验。这张标注了解决方案、简化形式、法规依据的“巨幅图表”，经由武汉东湖高新区与科技部上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深度研究后，很快有了国家层面的回响。

这个故事在湖北日报头版刊出那天，正值国家高新区管委会主任联席会议在武汉召开。油墨尚温，报纸已在105位与会代表之中遍传。这个时刻令人记忆犹新。而对于韩道而言，欣喜之余，深感重担在肩，“以机制突破为原点，成果转化之路果真大有可为”。

随后，2014年底，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正案（草案）》，2015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2018年3月的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探索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

六年荏苒，如今，创业创新家喻户晓，而“科技与产业的融合、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无论对于政府、资本、高校管理者、科研工作者，都已广为人知”——今年初，有意从斯坦福大学回到华中科技大学的青年教师中，“回国后科研成果能否顺利转化”已然成为关注度颇高的“必答题”。

2  何以相辅？

“光谷与华中科技大学，则类似硅谷与斯坦福大学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在韩道看来，在人才、专家、科研平台、技术源头等诸多维度，二者之间不仅限于交流互通，还有着支撑性的、机理性的“结构性关联”。

而与高校、科技“先天亲近”的光谷似乎永远“年轻”——对于在深圳长大的韩道而言，这盎然气息是极熟悉的，“光谷的魅力在于‘年轻’——新产业、新移民、多元化，我们从前有‘武汉三镇’的说法，现在则公认是‘武汉四镇’。光谷这个三年间人口流入达60万的‘新镇’，事实上是武汉从老工业基地向科技创新之城成功转型的生动剖面”。而光谷在产业结构与发展路径上的“年轻化”，也浸润其每一个显性细节——在通勤班车上、在园区食堂里、甚至在深夜便利店门口，年轻人的神情总是相似，他们不愿服输，有着率真的笃定。

在韩道看来，光谷“芯屏端网”布局本就是“一个体系”，不过，就某一单独领域而言，也许武汉的竞争力并非是一骑绝尘的——北京与上海的芯片行业更为成熟，深圳集成电路设计体量与规模不容小觑，国内最具实力的几家显示屏公司也不在武汉——存疑的问题是，产业结构本身是否可称“城市标杆”？

而光谷乃至武汉的真正优势在于“密度”。在仅有500余平方公里的光谷，产业集群、技术源头、人才汇集的“密度”意味着“效率”，几方“互动”则意味着“活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光谷，也许没有下游的飞瀑激流，却本就是汩汩不息的可溯之源。

这个 “敢于转变、善于转化”的“第五城”，在人才资源上也获得更多机会。在韩道看来，与“留住人才”相较，“人才流动”是更具关键性的。“我们更欣喜的是，许多北上广深、甚至海外归国的成熟人才在不断回流”，而“成熟人才，携成熟技术、产品、经验，回汉就业或创业，意味着这个城市在‘升值’。”

城市“升值”自然带来“结构性机遇”，因此毋庸赘述“情怀”或“机缘”——用极朴素的话来说，是“回来有事做”。光电工研院育成投资基金的副总张杰，便是颇为典型的一例——从南洋理工大学毕业，历任全球知名专业信息服务公司金融分析师和知名投资公司风险投资总监，在2014年回汉发展，为光电工研院的科技领域风险投资板块开辟疆土。

3 转身，“举烛”

光电工研院的“转化之路”，也意味着韩道的“彻底转身”。“放弃”实为一种“敬畏”，“科研行政双肩挑，对我而言很难两全，无法尽好教书育人的责任”，因此，决定承担工研院职务的一刻，他径直离开了学术科研岗位，虽不舍却笃定。

在科研舞台上，从“台前”退居“幕后”，从“亲为”改做“服务”，在韩道看来，“教授和企业是主角，而我们作为第三方科技服务机构，解决科技和产业创新中的问题”。新问题接踵而至——例如，制造业这个“没有故事的老同学”难获青睐，“理解壁垒”难越、资本耐心有限，光电工研院发起成立专注光电产业投资的育成创业投资基金；武汉缺少小批量、多品种加工平台，光电工研院则搭建平台提供定制服务；针对精密仪器的进出口小单，成立服务中小微企业的外贸子公司。

不过，在光电工研院的孵化及投资项目中，获得感和成就感依旧丰盈——2013年，光电工研院推进“显微光学切片断层成像系统”（MOST）知识产权组以1000万元挂牌交易，这是当时国内科技成果转让项目中，标的最大、个人及团队分配比例最高的案例；孵化企业华引芯（武汉）科技有限公司以高端led芯片定制及micro-led应用打破国外巨头在该领域垄断地位；培育企业武汉尚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功研发出一系列OLED核心发光材料，成为全省唯一、国内少有的OLED核心材料供应商。

截至目前，光电工研院已累计申请知识产权700余项（含孵化企业），共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项目32项（含转让作价和投资入股），成果转化金额超过2.5亿元；集聚了百余位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对接科研项目超过140项，培育企业已超百家，培育企业投后总估值超过40亿元，累计获各类风险投资和产业资金4.5亿元。

而“前科研工作者”的身份，似是一种“使命”——成为“举烛人”的韩道，依旧悄然持守着某种“情怀”。在光电工研院，有一份特殊的“约法三章”——其一，教授不能兼任总经理，潜心教书科研即可；其二，首轮融资结束后，发明人团队的持股比例不能低于50％，公司是“发明人的公司”；其三，不提倡教授用在读学生做公司员工，前路尚远，学生们本应专心向学。

在这里，科技解放与产业创新真正的休戚与共，不仅是“共赢的”，亦是“机理的”。而对于韩道而言，航路几易，云帆未改，心存热切与笃定，何需引颈长歌。

截至目前，光电工研院已累计申请知识产权700余项（含孵化企业），共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项目32项（含转让作价和投资入股），成果转化金额超过2.5亿元；集聚了百余位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对接科研项目超过140项，培育企业已超百家，培育企业投后总估值超过40亿元，累计获各类风险投资和产业资金4.5亿元。

而“前科研工作者”的身份，似是一种“使命”——成为“举烛人”的韩道，依旧悄然持守着某种“情怀”。在光电工研院，有一份特殊的“约法三章”——其一，教授不能兼任总经理，潜心教书科研即可；其二，首轮融资结束后，发明人团队的持股比例不能低于50％，公司是“发明人的公司”；其三，不提倡教授用在读学生做公司员工，前路尚远，学生们本应专心向学。

在这里，科技解放与产业创新真正的休戚与共，不仅是“共赢的”，亦是“机理的”。而对于韩道而言，航路几易，云帆未改，心存热切与笃定，何需引颈长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