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后浪频出的一年。
“嫦娥五号”发射,“95后”女孩周承珏作为文昌航天最年轻的女指挥上了热搜;抗击新冠疫情,4.2万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中,有1.2万余人是“90后”……
在科研领域,被称为“海啸级后浪”的曹原2020年5月又一次在《自然》杂志连发两篇石墨烯研究;
6月,华为“天才少年”计划新一批入选名单公布,两年内已有左鹏飞、姚婷和张霁3位来自华中科技大学(下称华科)同一实验室的毕业生入选;
12月,中国科大潘建伟团队的陆朝阳等人因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登上《科学》……
每当这样的青年才俊出现在公众视野,他们的出身、成长路径总能成为焦点。当个人的光环热度褪去,一个极具共性的问题仍值得思考:
曹原曾就读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下称中国科大)少年班,他入选的“严济慈物理英才班”可谓该校一大特色——在这里,类似的科技英才班有16个。
人才济济之地,有来自同辈的压力,但也可能生出更具借鉴意义的共性经验。
2020年5月,《中国科学报》刊发《“曹原们”是怎样炼成的——解码中国科大科技英才班》一文,借数位少年的成长经历,讲述了中国科大“英才班”的培养理念:鼓励尝试、强调基础和不忘传承。
该文作者杨凡曾在中国科大党委宣传部任职,他告诉《中国科学报》,文章以“曹原们”为落点,原因之一就是学校里优秀的年轻人很多。
不过在中国科大,落到每个人身上的培养方案都各不相同。
“学生来科大,第一天报到,第二天就入学考试。”杨凡表示,本科生首次到中国科大报到后,要先接受入学考试。
这有助于确定每个学生在坐标系中的位置,为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提供依据,“就像抓药方一样”。
正式开始学习后,每位本科生有转专业甚至多次转专业的机会。
这也已成为中国科大的特色——尽可能给学生探索机会,帮助他们尽早确定感兴趣的方向。
这一做法的结果也很显而易见。据统计,中国科大数学科学院排名前10%的毕业生中,有一半转过专业;物理学院成绩前5%的学生中,转入前为非物理专业的人占四成;该校最高荣誉“郭沫若奖学金”的获得者里,近四分之一是重新选过专业的学生……
2020年8月,“科学网”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华科一实验室3博士入选华为“天才少年”!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一文。
3人中,本科来自三本院校、从华科博士毕业的张霁更是因“完美逆袭”而备受关注。
“种子的‘好坏’不应成为决定性因素。”回顾这一报道时,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下称光电中心)党委书记夏松告诉《中国科学报》,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式至关重要,而导师要做的,恰恰是发现学生的特点和优点。
华科多名毕业生接连获得高薪职位,一时成为热门话题。
在华科,恰恰因为有几代人在计算机存储方向的耕耘累计,几位“后浪”所在的信息存储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才能保有独特的竞争优势。
在夏松看来,光电中心这一平台之所以能保持前瞻性,“跟整个华中科技大学的使命感息息相关”。
“再热的方向也有曾经冷的时候,关键在于‘热’起来之前是否有很好的积累,这需要有前瞻布局、有定力坚持。”
夏松还表示,起步于“冷门”,长期坚守成“热门”的故事不在少数:从中科院院士骆清铭等人绘制的全球最精密脑连接图谱,再到该中心教授谢庆国等人历时十余年推动数字PET在医疗领域落地生根,都是面向重大需求、学科前沿坚守的最佳案例。
采访中,杨凡还提到,当下年轻人的科研工作离不开他们身处的时代。
相较从前,年轻一代有了更好的硬件条件,也有了更多机会。
在某些领域,研究者已经从以往的追赶、跟跑转变为第一方阵的领跑者。
而对已经站在前端的后浪来说,成为领跑者,意味着接下来的挑战是超越自己。
在当前呼吁核心技术急需自主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取得突破显得更为急迫。
96岁的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教授王振义当时对《中国科学报》表示,自己高兴之余也有忧虑:“这个奖为什么颁给年纪大的人?”他表示,奖励年轻人,可以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在我们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实现我们的理想。”
王振义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提这一话题,他表示,科研氛围对年轻人的成长格外重要。
但在当下,青年人才更多地为发表论文而工作,把发表高级别论文当成主要目标。
王振义直言,“这样是做不出工作来的。”
而评价青年人的标准,应该关注其是否能创新、能钻研,“有没有刻苦地做好工作,有没有耐得住寂寞的态度”。
无论是科研评价体系还是科研氛围,都是更为根本的、起到支撑作用的因素。
采访中,杨凡用酿酒打了个比方:上好的佳酿不单要有师傅、酒曲和粮食等原料,酵泥、菌群和环境等因素也同样重要。
对中国科大而言,“酵泥”正是数十年来积累下的文化底蕴。
科技创新突破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心无旁骛、脚踏实地奋斗。
而尊重科研规律,为青年人才自由探索营造宽松环境,才能更好激发创新潜能,让他们更快从科技创新的“生力军”成长为“主力军”,不断攻坚克难、锐意进取,书写科技创新的青春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