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问题的人

陶光明很喜欢说的一句话：科学家和扫地工人没本质的区别，他们都是解决问题的人。

这话让“扫地僧”一词有了特别的含义，人们常以为“科学扫地僧”是科学家低调奢华有内涵的“凡尔赛”体，其实可能只是科学回归质朴的一种直抒胸臆。

科学的本质就是解决问题，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生活中的种种不足、不便，再或者，神与物游思绪万千，精神上的种种不满、不解，衍生出问题，解决掉，就是科学——当然想解决而解决不掉，还是科学，毕竟失败也是科学的必然属性之一。

由于数百年来科学的巨大成就，造就了无数“扫地僧”，无数科学神话，连带将科学也虚化、美化和神秘化了，仰望星空时却不顾脚下枯井；科学家只食秋菊落英，不食人间烟火。其实，科学何尝远离社会生活，科学家何曾有别于普通人？科学是大道，也是小道，有其玄幻的一面，更有质朴的一面。

回归科学的质朴，找到问题，解决问题，就像回归初心，陶光明说，“四个面向”，我从内心深处是非常认同的，包括我们的团队，一直是我们科研的一个主旨。

陶光明，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和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双聘教授

四个“面向”涵盖了科研活动的底层逻辑

陶光明正在研发一种保温织物，保温织物就是让冬天野外活动的人能不那么快速降温，温暖一点点，就舒服一点点。陶光明很感慨地说，哪怕只舒服一点点，你能说不是世界科技前沿，能说不是国民经济、国家需求、人民健康？

科技的“四个面向”很实在，陶光明理解，这是让科研回归质朴，回归到解决问题、满足需求的本质上来。而且这个“本质”，在欧洲、美国、中国都学习工作过的陶光明说，本身就具有很强的世界属性。比如，美国是一个极其实用主义的国家，就认为科研必须为国家服务。包括那些看似跟社会活动不太相关的科研，其实也是在增强国民对国家的信心。比如太空计划、登月等等，看似跟社会活动没关系，但是凝聚了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所以，美国的科研包含着非常强大的实用主义逻辑。

“四个面向”其实涵盖了全人类科研活动的底层逻辑。这会让人反思，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技术，什么是科研，什么是科学家。

“你的发明就一定比它高大上吗？”

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学家应该遁世无闻，在象牙塔里做着不受束缚、完全自由的“自我”的工作，为科学而科学，为不为人无所谓，有不有用不需计，于是建构了“科学怪叔叔”之类的不近人情、不通世故、不求有用的怪异形象。这是真实的吗？可能的吗？陶光明忿忿于“科学怪胎”之称谓，把科学独立于社会之外，为什么科学要完全自由？为什么科学家不受束缚？为什么不说农民不受束缚？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不存在任何一个职业可以不受束缚、绝对自由。在此前提之下，也就不存在任何一种不受束缚、绝对自由的科研活动。正因为这种虚幻的认知，造就了科学的门第之见，那些“纯”的科学研究是高贵的，那些形而下的科学研究是低贱的，这让科学减弱了描述客观真实的力量。“我常常对学生们讲，你发明了一种纳米材料，看似非常高大上，但是你用一个榔头敲下一块地砖，分析它的材料结构，你觉得你的发明就一定比它高大上吗？在科学面前是没有高低贵贱的。”陶光明说。

我们常说的科技成果与社会需求之间脱节的“两张皮”现象，也是这种虚幻逻辑的自然延伸：做一个科技成果，发出论文就够了，至于它能否应用，能否转化成产品，呼应民生、国家的需求，无关紧要。这是一种科学的“傲慢”，热衷于揽镜自照，而看不到科学之外大地的辽阔。

当然，一个人的科研也会或纯或杂，或理论或实用。但从国家宏观来看，“两张皮”的脱节意味着科技成果转化的阻滞，也意味着科技创新的疲软。就需要国家通过宏观调控、政策引导，兼顾左右而行中道。陶光明认为，前几年看重发论文，这几年更看重服务社会，政府正通过一只强大的“无形的手”在引导社会的科技导向。“四个面向”正是这种导向的最明晰表达，将不同的研究方向在宏观的角度上达到特殊环境下的特殊平衡。科研工作的发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就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

用最朴实的语言去理解科研

问题才是元科学。一块玻璃，是一个社会问题，但分解成科学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光学材料问题、一个透明体问题、一个平面材料问题、一个建筑装饰材料问题……但对社会来说，就是一块玻璃啊。这个例子很像瞎子摸象。科学发展到今天，严格的专业壁垒让一个本来明晰的社会问题变成了一堆纷繁复杂、互不通融的科学问题。科学专业让科学变“瞎”，让社会问题失焦。所以，要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就像开一场物理、化学、生物各领域专家的联谊交流会，将大家的意见综合，才能有解决之道。在科学领域这叫交叉科学，社会问题让科学不得不交叉，交叉了就出创新。“四个面向”就是将社会问题摆在科学面前，如陶光明所言：“当出现困难了，无解了，需要一堆人用自己的人生去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科研。”“四个面向”“让我们用最朴实的语言去理解科研”。

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就是让大象成为大象，而科学专业不变成瞎子；同样，需求导向、问题导向也让科学饱含着情怀，有青云之志也有厚土之德，国家、民族、人民赋予科研以价值。“四个面向”就是让科学问题回归到社会问题这个最朴实的一面。

“朴实”还包含着这样的意义，陶光明说，我希望，我们的科学家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融入社会，他也有喜怒哀乐，他也喜欢美食美女，他也讴歌美好的东西，批判丑陋的东西。只有将科学家正常化了，科研才会健康地发展。

【访谈】

“四个面向”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科研的本质

读+：您作为科研一线工作者，如何理解科研的“四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陶光明：其实科研永远都是一个相对概念。我们今天的很多研究工作放在100年前是妄想，而放在100年后可能就司空见惯。科研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名词，它与时代和社会是紧密相关的，因此不能脱离时代和社会来谈科研，这是它最基本的逻辑。另外，纵观国际科研发展形势，虽然这“四个面向”是我们中国提出来的，却不仅仅只有中国在这样做。我们提出“四个面向”，我认为，是极具国际化的战略导向，是全世界科研人员的共同目标，也是全世界各个政府的共同目标。

首先，我们要仰望星空，极尽个人想象力去打造未来的世界，为我们的下一代争取更好的生活。这是第一个“面向”的内涵；其次，服务国家是科研人员的基本义务，是科研人员作为一个社会人、一个国民的基本义务。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战略布局；第三，国民经济是支持我们社会运转的基本要素。为什么我们科研人员有经费投入研究，就在于国民纳税。因此国民经济停止了，也就没有科研人员的社会活动了，要保持科研的良性循环，就必须支撑国民经济的运行。而健康是与人类息息相关永恒的话题，科技必须要服务于人，而人的健康就是科技工作的最重要目标之一。因此，我认为“四个面向”的提出非常国际化契合了我们社会中每个人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支撑，也是一个国家对科研理所应当的要求。它也是对科研本质的一个诠释，帮我们科研工作者更好地理解科研的本质。

科学家不是关起门来制造怪物的人

读+：为什么说“四个面向”理解了科研为何物？

陶光明：科学家不是“怪胎”，不是关起门来制造怪物的人。他们是社会的一分子，在努力地让社会更好地运行，让科学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科学家是解决问题的人。我特别喜欢世界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哈佛大学霍华德·加德纳教授所定义的Intelligence，他说什么叫智能（intelligence），你生产了一个产品或者解决了一个问题，而在生产产品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在特定的环境里，能够起到重大作用，能为社会带来巨大贡献，就是智能。我最早看到这句话是在读博士的时候，当时我很苦恼，找到我的导师不停地问，什么是科研。我感觉我每天过得很辛苦，但是却没有辛苦付出应有的成就感。当时我的导师就跟我讲了这句话，如果你能解决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社会问题，也可能是行业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对人类社会产生正面影响，那就是科研。“四个面向”正是指出了科研所要解决问题的主要领域，也很好地诠释了科研为何物。

“四个面向”是高度统一的。尤其是前三个面向，很难区分哪一个技术归属于哪一个“面向”——第四个面向是对于特殊的某一领域的需求，正因为特殊，也凸显了其重要性。“四个面向”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内核的统一。国际前沿难道不属于重大需求？不属于经济主战场？因此，“四个面向”不能做硬性的切割，如果将它们割裂开，反而属于教条主义。“四个面向”诠释了什么是科研的问题，定义了如何评判科研是不是具有价值，也对什么是科研人员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

一个科研人员总会不断思考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职业的基本定义，也会常常不断质疑自己工作的意义。而“四个面向”恰恰就让我们科研人员的心里踏实了。我们现在所从事的几乎所有的科研活动，基本上都被这所覆盖了，它不是以往的或者现在的科研活动的转向或者截断，而是对于自有科研以来的科研活动的整体定义。50年前的科研活动，是不是“四个面向”？50年后的科研活动，是不是也要“四个面向”？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它是对“科研”这种社会活动本质的一种凝练，不仅仅是对我们现在科研发展的诉求，一种政策引导，更是对人类科研活动本质的揭示。

DDT从诺贝尔奖神坛跌落，说明任何科研都有特定环境

读+：您刚刚提到了科研的定义，在特定的环境里，解决问题，起到正面作用，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特定环境”？您不认为很多科研活动是超越时代、超越社会的吗？

陶光明：我不认为科研是超越时代的，它可能会超越社会生活——柴米油盐的问题是科研，但科研不仅仅只是解决柴米油盐的问题——但是任何“问题”都具有社会属性，不能抛开“特定环境”去谈论任何问题。不能将科研活动独立于社会活动之外，如同它跟经济活动、交往活动一样，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种类型。比如说1939年化学家穆勒发明了一种当时看来极为“理想”的杀虫剂DDT，杀虫效果奇好，对环境无害，对人体无害，价格便宜，DDT一经推出，风靡全球，并且获得了1944年的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但后来人们发现DDT是有毒的，它可以通过富集进入人体，累积到一定剂量后对人体有害。一瞬间，批评如山倒，DDT从获得诺贝尔奖的神坛，跌落到全世界多国禁用的泥潭。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科研活动的内容本身就是一个时间定义，它是一个时间的函数。追求绝对的科研，如同追求绝对的正确一样，反而是一种虚无主义。所以，任何科研活动都要放在“特定环境”中来理解，科研活动也要放在当今的时代与社会，放在中国或世界的“特定环境”下理解。“四个面向”在于没有定义什么叫做科研活动，而是去思考什么样的科研活动才符合我们当今社会的发展状态。在当今的社会，当今的时代，当今的中国，当今的世界，在“四个面向”上科研活动都是相通的。

科学是无国界的，但科学活动是有国界的

读+：我们常说“科学无国界”“科学无功利”，这与服务国家是互相冲突的吗？

陶光明：“科学无国界”这种说法本身也是在“特定环境”下说的。在国际化、全球化背景下，大家希望科学无国界，背后其实也有国家意志的体现。这种说法常常模糊了“科学”与“科学活动”之间的区别，科学是无国界的，但科学活动是有国界的。科学是人间处处都一样，但科学活动是具有社会属性、国家属性的。“科学无国界”本身就是一个相对定义，而不是一个绝对的，或者说是永远正确的定义。

“科学无功利”也是一个相对概念，它相当于两个标尺，科学自身的发展是一个标尺，社会的发展也是一个标尺。当一个科学的研究热点超前社会发展阶段的时候，或者说和社会的联系不那么紧密的时候，大家一定追求科学的“超前”精神，这也可以从若干年前的一些国际上著名的科学活动得到印证。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一个时代、社会环境之下，整个社会、经济的相对发展速度非常迅速，当前的科学活动更需要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现在科学越来越多地走进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说明科学靠近了每一个人。如果像古代欧洲一样，科学只是贵族才能参与的职业，那反而不是一个好现象。我是一直反对科学家在象牙塔中进行的社会认知。科学家不在象牙塔里，科学家所处的环境跟社会上的所有不同工作类型的人一样，大家都是处在同一个特定环境里解决特定问题。现在的科学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是一个更让人心安的状态。如果还将科研关起门来进行所谓“无功利”的闭门造车，那反而扼杀了科研的未来。

每一个问题都需要多学科的交叉配合共同解决

读+：您个人认为我们当下的科研活动中坚持“四个面向”要解决哪些当务之急？

陶光明：“四个面向”提得很全面，方向指出了，问题也点出了，高屋建瓴。我是做具体科研工作的，就我个人感触而言，怎么样将科研这种社会活动跟时代契合起来是当务之急。而这种契合中的一个很大因素，我认为是怎样理解交叉学科，怎样去打破知识的边界。

现代科研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学科划分太清晰。我们的科学单位是按照物理、化学、生物来划分的，但是社会问题永远都不是按照物理、化学、生物来定义的。社会问题永远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每个人因为个体的局限性、专业的属性，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管中窥豹的特点。而解决社会问题，所谓交叉学科创新，就是希望每个人把自己的眼镜摘下来，万花筒拿下来，大家交流一下彼此怎样看待这个问题。从理论层面上讲，这些是很容易的，但执行起来是很难的。要让每个人打破自己的认知局限，如何在更宏观的层面上去认识问题，又能在微观上从自己的业务专长上起到必要的作用，如何做到既有宏观的眼光、战略科学家的认知，又能蹲下身子来解决具体的细节问题，这个是很难的，存在的障碍是非常大的，它需要从国家到地方，各个层面加强引导、鼓励。社会问题如同建一座桥，不会是一个纯粹的物理问题或者材料问题，任何的需求、任何的问题，都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需要交叉学科的综合性的解决方案。怎样在专业技能和交叉创新之间兼顾、平衡，这不仅对中国，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一直在谈交叉学科创新，很难，正因为很难，也凸显了重要性。所谓交叉学科创新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的一体两面。

这就是国家提倡交叉科学、打破条条框框的现实意义。“四个面向”就是以综合性的思维来看待科研问题，以问题导向为出发点，每一个问题都需要多学科的交叉配合共同解决。

（长江日报记者周劼）